克拉地峡运河是个骗局吗？近几年来，这个话题被炒得火热。大家知道，长久以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运输，都是通过马来半岛西面的马六甲海峡和南面的新加坡海峡。克拉地峡位于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联结处的泰国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内，西为安达曼海，东为暹罗湾。地峡最窄处位于北纬11°43′附近，宽约64千米，分水岭海拔高75米；地峡东西海岸均为基岩海岸，近海浪平风静，具有开凿运河的优越条件［1］。据相关研究指出，若克拉运河通航，从印度洋到东亚港口的航程至少缩短约1200公里，可节省2～5天的时间［2］（见下图）。Smith 指出克拉地峡运河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基石［3］。的确，克拉地峡运河项目的建成，将首先促进泰国的经济发展、提升泰国的国际地位。 其次，中国、日本等国及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将会大幅度节约其航运的成本。 再次，可以有效避免远航马六甲海峡的费用与时常出现的海盗困扰。最后，有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形成新的战略格局，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4］。要使克拉地峡运河项目成为现实，我国大运河建设的成功经验具有极高参考价值。

图1 克拉地峡和克拉运河出处：https：///view/

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6月22日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进一步在全国范围推动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深入发展和逐步落实，沿途相关省市都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泰国的克拉运河长时间处于规划阶段，而中国大运河开凿、维护与利用的经验可以对该规划的敲定和落实，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克拉地峡运河久未动工存在着政治、经济以及技术性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探寻大运河水利工程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古人的相关智慧结晶，使之用于解决泰国克拉地峡运河的技术问题。一方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泰方在技术方面的顾虑，为“克拉地峡运河”项目的落实提供必备的技术帮助；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对外传播，创造不可多得的良机。

一、克拉地峡历史变迁

根据段立生的研究，中国人早在公元1世纪就曾经涉足克拉地峡，并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汉书》卷83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在缅甸），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在印度南部），民俗与珠涯（海南岛）相类”［5］。可见，远在公元1至5年，克拉地峡便刻下了汉使行程的印迹。中国使节从广东乘船，经越南、柬埔寨，渡暹罗湾，步行越过克拉地峡，然后再乘船至印度。

最早提出开凿克拉地峡运河的设想，发生在泰国阿瑜陀耶王朝那莱王时期。那时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先后来到泰国。那莱王聘用希腊人华尔康协助处理外交和财政事务。当时的那莱王打算在宋卡一带开凿克拉地峡运河，但受当时的财力和技术条件所限而未能实施［5］。公元1858年，英国向拉玛四世建议在克拉地峡最窄处开凿运河，拉玛四世表示同意，但还是因资金缺乏而告吹。5年后，英国人对克拉地峡最窄处进行地质勘测，却发现当时还没有能够凿开克拉地峡坚硬岩石的机械，致使兴建运河的计划再次作罢。1872年，英国又派人来考察拉农和春蓬之间的地质情况，论证了在这一段开凿运河的可行性。然而，拉玛五世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没有同意［5］。1917年，拉玛六世又对开凿克拉运河表现出兴趣，认为这将为泰国带来经济繁荣和巨大利益，同样又因为政治方面的顾虑，而未能做出最终决策，付诸实施［5］。20世纪70年代初，该运河工程重新纳入议事日程，然而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该项目又一次被搁置［6］。

综上所述，几百年来，因为各种经济和政治原因，泰国政府一直有所顾虑，致使该项计划一直被搁置。而近几年来，克拉地峡运河项目重新备受瞩目，重要性不言而喻。杨丽娟通过地缘经济学分析，认为启动克拉地峡运河的辐射范围可以从空间上划分为三个圈层，各个圈层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此项目有着不同的态度，但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来看，克拉地峡运河的启动具有必然性。另外，还有有不少学者针对克拉地峡运河，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提出相应的方案，曹文振在探析泰国克拉运河的修建的可行性时，提出如下策略：如针对民众担心的问题，可以在工程投资中采取直接以建材取代资金；争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马六甲海峡周边利害关系影响较大的诸国的支持；减少相关部门和军方在运河工程中的出现，淡化运河蕴含的政治色彩和军事用途等。赖文光认为要加强克拉地峡运河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因为没有各国投资建设，仅凭单个国家的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难以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然而却鲜有学者从技术角度入手，来解决此项工程的“难产”问题，其中的技术问题实实在在，虽有多方曾提及技术的不足，但至今尚无有效方案。我们认为，落实克拉地峡运河项目的最终难点，还是要解决技术问题。因此，本文先对开凿克拉地峡运河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进行详尽梳理，然后挖掘中国大运河建设的相关经验，为这一外国运河难题提出有效的中国方案。